图片来自张芮雪
困在危机里的中年人，移居日本后又能否真的 " 躺平 "？
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最新数据，截至 2023 年 6 月，中国是日本第一大移居来源国，长期居住在日的外国人里，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其中，中年人正在成为移居日本的主要群体，30 — 40 岁人群数量最多，40 — 50 岁仅次于 20 — 30 岁年龄组，排在第三。"30 — 50 岁之间居多，90% 以上都是带孩子，家庭净资产大概在 300 万— 5000 万元之间。" 海外生活博主张启迪根据过去半年向他咨询移居意见的上百位人士总结道。
中年的局促
对 38 岁的陈振华来说，2023 年本算得上收获的一年，排了 5 年的深圳公租房终于兑现，供职的公司也开始把上市提上日程，但他依然选择放弃这一切，移居东京。
这是陈振华第一次出国，他在日本没有亲戚朋友，靠着妻子一年前在抖音上联系的网红介绍，报读东京荒川区的一所日语学校，获得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签。按计划，他将会在半年后通过日语考试，然后找份工作，或是自己创业，再把妻子和两个女儿接来身边。
为了找到容身之所，陈振华在租房软件上按价格最低搜索，找到了一间 3 平方米的隔间，每月约合 1800 元人民币，" 一个人都好养活 "。隔间位于一栋四层小楼，楼里一共十余个类似房间，另有公用的两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是一股长期不洗澡或者不通风，人身上会有的一种馊味。"
东京，陈振华坐在他租住的 3 平方米 " 鸽子窝 " 里看股票走势。过去一年，他精心挑选的一支 A 股股价跳水，让他本就没有收入的生活雪上加霜。
刚住进来的时候，因为公共微波炉的卫生堪忧，陈振华吃了一个多月的冷便当。房间里塞着一张上下铺、一张折叠桌和一个迷你冰箱，人坐在下铺腰难伸直，站起来又难以转身。即便空间如此逼仄，除了上课和夜跑，陈振华几乎全天待在这里。他没有去过东京塔，几乎很少社交，下课回来先盯股票走势，然后做饭、上网，再出门夜跑，回来继续学习。
焦虑感从开学的第一周就袭来了。语言学校的老师带领着 38 岁的他和班里年轻的尼泊尔学生们一起画图画、讲故事、做游戏，换着花样巩固基础音节，他还被奖励了哆啦 A 梦贴纸，但这都不是他想要的，这不够快，他算了算，按这个节奏，半年过后他还学不到计划考试的等级，无法确保他早点工作。
负面情绪涌上心头，陈振华失眠到深宵，" 每天活在温饱线上，这段时间又不挣钱，而且还在消耗，其实我这个本来就属于跟下一代抢资源，把用于她们学习的资金自己先用了，这个也是压力嘛 "。
与初次出国的陈振华不同，李绍权会讲英文，曾去过多个国家商务考察，但初来日本的他同样被困在陌生的城市里。
拿经管签的李绍权来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创业，在日本大阪开一家咖啡馆，售卖自己种植的云南咖啡，但开店进度一再推迟。" 在国内已经适应了高速运作，在这边所有事情都得等。" 李绍权找铺面用了两个月，因为大部分房主拒绝把房租给新造访的外国人；装修和员工到岗也慢于预期。原计划 3 天后开业，却延期了 3 周。
刚开始时，供应商连牛奶、纸杯都不愿卖给他；他想通过招聘软件发布用人广告，申请邮件却石沉大海，" 没有信用积累，他不敢跟你合作，他们是宁可不做生意也不愿犯错 "。李绍权解释日本的商业习惯。为了获取合作方的信任，他把对方邀约到自己的咖啡展台，亲手给对方做咖啡，又四处拜访曾经的日本友人，请对方为自己做信任背书。
李绍权白天筹备开店，晚上上日语课，因为没时间做作业，很快跟不上进度，" 整个人被拉得非常极限 "，只能办理了休学，" 学习能力比十年前弱很多，十年前感觉学东西挺快，现在再学日语，可真够呛 "。
中年的突围
" 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要出国。" 陈振华来自江西农村，高中毕业后到广东打拼，从踩缝纫机做起，学过电脑编程、广告营销，后来又进入无人机、电磁波技术等行业，辞职前是一家应用软件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助理。" 农村人嘛，主打一个爱吃苦。" 他自嘲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
陈振华自述，2008 年，他用打工挣来的钱报了电脑班，从此改变了打螺丝和踩缝纫机的命运，开始转做行政和营销类的工作，后来在老家盖了洋房，又在东莞买了公寓，两个女儿在深圳上学。" 小资吧！" 陈振华评价此前的生活。为了这份看似富裕的生活，" 每天都得干，每天都在工作，一旦停下来，就会被甩开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各个小公司里打转，直到出国前最后一份工，才进入一家有希望上市的公司。
他很难说清一个明确的出国的原因。陈振华提及没上全日制大学的遗憾，希望能在日本重新申请研究生，也说想 " 追寻自己的内心、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但具体想干什么，至今没有答案，他还提到是为了女儿，也谈到疫情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一个不起眼的变故，会让你的生活180 度的逆转 "。
45 岁的曾祺没有小孩，但也在 2022 年底做了移居日本的决定。他曾是澳门旅游业头部集团的高管，2020 年疫情暴发，澳门旅游业遭受重创，他成了首批被裁员的对象。他人生的上半场西装革履、名牌箱包傍身，开名车、吃米其林餐厅，频繁出入奢华场所，但每月工资到账，" 我没有任何喜悦，因为这钱一到你口袋，要还信用卡、还房贷车贷，" 他说，"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浑浑噩噩就这样过来的。"
东京，曾祺走在居所附近的 " 中国街 " 上。刚来日本时人生地不熟，他把租房地方选在了这附近，心情不好时就来街上走走，感受中国的烟火气。
被裁员后的疫情三年里，曾祺自己创业，一番折腾后，只剩下了他和合伙人，" 那点业务挣的钱真的养不活你，所以就只能苟且着 "。
居家的日子里，他通过网购来缓解焦虑，积攒了一整面墙的球鞋，还有一个大盒子，里面装着他从世界各地奢华酒店带回来的房卡。出发去日本那天，他叫了保洁上门清理房间，" 我们家都是满的。我说你们觉得有用就带走，没有用的你帮我处理掉。阿姨高兴疯了。" 两个阿姨清理了八小时，才把房子恢复原样。而他只带了几件 T 恤、一双鞋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拿着手头的五年多次往返签，就搬来了日本，" 在那一刻，我觉得没有任何价值，对我来讲，可能这一段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单枪匹马来日本的李绍权则是为了给自己的咖啡生意寻找新的突破口。咖啡产业在过去三年的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同行们 " 卷 " 价格、" 卷 " 品质、" 卷 " 营销，新品牌新门店前赴后继，让消费者喝上了每周一杯 9.9 元甚至 4.9 元的现制咖啡，云南咖啡的价格也经历了剧烈波动，但李绍权不喜欢这种强资本的运作模式，" 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危机感很强，这个产业到底可不可持续，或者是要以什么方式才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为了躲开国内的价格厮杀，他来到日本开辟市场，也为理解一个成熟的咖啡消费市场如何运作，" 就当是读了一个 MBA"。
中年的放下
35 岁的赵凯曾是日本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的员工，在日生活近 15 年。2023 年，他也迎来职业的转折时刻——公司业务调整，缩减岗位。作为一名不满两岁的孩子的爸爸，焦虑的时候，他也考虑过是否应换个地方、回中国发展。后来几经踌躇，他拿了赔偿离职，成为东京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赵凯展示客人给他的小费，有时高达 300 多元人民币。他说，这还不是最高的。
日本是个好面子的国家，司机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职业，大部分由退休长者担任。赵凯本想在离职后过渡一下赚点奶粉钱，也避免整日待在家中，但在路上的感觉很快治愈了曾经在职场里体验到的苦闷。
这份工作里，他不用跟同事打交道，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各地的陌生人：西雅图人自由奔放，纽约人、东京人、北京人感觉同质化，泰国人给的小费最高。赵凯觉得像是 " 开启了一个新的大门。对这种日本的‘一期一会’有更多的体悟，就是一次性的见面就做到最极致的一种感觉"。
张启迪在 2023 年 12 月初参加了日语考试，听力仍无显著进步，但阅读的正确率提高到了 70% 以上，整体算下来有望过关。考试结束，他带着相机，游走在大阪的大街小巷，还参加了人生第一次脱口秀开放麦。
" 年纪越大，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会越功利……我们逐渐忘记了，其实很多时候，做一些事、结交一些朋友，仅仅只是为了快乐而已。" 他在博文里写道。
准备日语考试的这半年里，他把自己的见闻感悟连载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不少在日华人的关注，商业合作意向也随之而来。刚来大阪时，他只认识一个朋友，如今也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几个朋友围坐在一起烤肉，各自聊着创业计划，仿佛回到了大学时期，"3 月份出来的时候也是有种悲凉感，你不知道前途在哪，现在有点拨云见日的感觉 "。
中年的顽疾
移居解决不了 " 中年危机 "，曾祺说：" 日本其实更现实，你的困难比在国内更多了，因为你无门无路，全靠自己。"
赴日 15 年间，赵凯曾经的中国朋友们都逐渐离开了日本，不再有交集，" 来 100 个人，走 90 个，剩下 10 个人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就走掉了，然后还会有另外一个 100 个补回来 "。
张启迪和妻子站在刚签订合同的新出租屋阳台上聊未来。他们一家本租住在 40 平方米的公寓，难以适应，重新找到了这套百余平方米的房子，但也意味着承担更贵的房租。
生活条件下降是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来日本后，张启迪一家四口的居所 40 平方米、曾祺和室友合租的居所 30 平方米、李绍权的单身公寓 18 平方米、陈振华自称的 " 鸽子窝 "3 平方米，而他们在国内都拥有 100 平方米以上的住宅空间。
曾祺认识的一位深圳原企业高管，目前主要在社交平台上做代购，卖滑板鞋，每天的生活变成了做直播、看货、发货，便宜的鞋卖一两百元，" 他觉得做得很辛苦 "。
教育方面，中国家长的焦虑没有因为移居国外而消失。" 你要是一直都上公立的话，最后是考不上大学的。" 张启迪担心，公立学校不为升学和应试而设计，想要读本地好大学，依旧要送补习班、考私立中学；或是从小读国际学校、申请国外大学，" 不会所有的孩子都‘卷’，但你愿意‘卷’的，你可以‘卷’到死 "。
此外，经营管理签不允许打工，仅有创业一条出路，但在日本创业的难度并不低。李绍权说，日本供应链企业的决策周期大概在三年左右，前期很难盈利，需持续投入资金。他拥有十年的创业经历，尽可能控制成本，但每年仍需准备至少 60 万元人民币作为维护成本。" 你要就拿着五六十万元，还没做过生意你就出来，不管开咖啡店、拉面店，失败的概率是极大的。" 张启迪说，" 你要没有钱后续跟上的话，你就只能回去了，真的是在赌博 "。
" 现在太多不良中介，就把这个说得可简单了，感觉你人来了日本就行了。" 张启迪表示，语言留学机构、签证和房产中介只展现了移居日本好的一面，社交媒体也放大了移居故事中的成功案例。
对咨询赴日生活的人，曾祺一般会劝退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的和体力劳动者，他认为，前者技能难嫁接，后者缺乏竞争力，" 菲律宾、印尼、越南人，英语又好又很能吃苦。中国已经过了那个年代了。"
张启迪认为，中产阶层考虑移居时，需动用大部分资产，但却还难以完全 " 躺平 "，风险更需权衡，此外移居后还面临生活质量下降、文化融入困难等，" 它后续潜在的那些风险，就像冰山水面下的那部分，很多人不一定看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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