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张律已经是第4次来到柏林参赛电影节。其中2007年他的《边界》也是参赛主竞赛。16年仿佛眨眼间，他说过去的一切就像是昨天。今天，他带着《白塔之光》第二次入围柏林主竞赛。
《白塔之光》是柏林电影节上华语片的一个惊喜。虽然不是土生土长、但是张律在北京生活过多年、和这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用镜头审视这个不断变化、极富代表性的大都市，还有里面形形色色生活者的喜怒哀乐。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同时极富挑战的讲述：每个人在历史和当下经历不同，感受千差万别，印象虚实真假不一，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北京。 而那些放慢脚步和时代保持距离的本地人，又或者在这里落脚的外乡人，尤其容易被导演镜头下的北京感动。因为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激情城市里，迷茫、漂泊是如此容易突然袭来，每个人都在寻找，寻找自我和自己的精神家园，尝试与过去、当下和解。
片中辛柏青饰演一个中年离婚男人谷文通，曾经的诗人，如今转行成为美食博主，黄尧扮演的欧阳文慧则是他的年轻合作伙伴，负责摄影。影片正是以二人为中心，讲述他们以及与之交集的亲人、朋友、熟悉、陌生人的一系列经历。近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主要场景设定在北京及其周边的北戴河，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生活流式的慢慢前进，空间，时间和人物相互交错，构成了叙事的主要经脉。
张律：很有意思，很多外国记者都觉得不可思议，问我“中国现在的生活这么丰富多彩呀！”因为在电影里看到的和他们想象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样。我告诉他们北京早就是这样的了。
张律：因为当下纪实性的东西，跟我的距离还是太近。我对近期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会有情感，但是经过时间过滤沉淀一下，可能跟真实的东西会更近一点。陷在当下的一些时候，可能就只有你的情绪。
张律：这当然也很好，但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反应比较慢。对，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平时生活里有的人马上能发现问题，然后解决，节奏比较快。我是属于想半天想不明白的，想的时间比较长。
张律：这个谁都不敢担保，只有他来找我时，我才能面对这个问题。不会有人来找的。
张律：这个真得看缘分，我不能希望别人怎么样。人和人的交往也是，跟你投缘的人，对你的节奏不反感的人，通过这个节奏他看到的社会和人的情感是这样的。如果通过导演的节奏可以进入，他对片子可能就会认可。让大家都喜欢本身不成立，但如果是许许多多的人喜欢的话，它还有个岁月因素。比如说过去我很喜欢觉得好玩的东西，过去这么多年后，现在很多东西可能就不感兴趣了。跟人交往一样，只能是你诚实地按你的交流方式、节奏表达出来，有几个人产生共鸣就已经很幸福了。
张律：这个是肯定的，但外媒采访并没有问这些，可能很多细节没有看懂，他们只是爱问，怎么你的拍摄方式、叙事很现代？其实如果不是北京人，有些地方你都可能难以完全理解。所以我一直抱着个态度，有的人交情深有的浅，有的人淡如水但是很长久。不能因为有的人不能完全看懂，我就去迎合他们。里面的演员辛柏青是北京人，如果选择非北京籍的演员来演，北京人是不会信任的，因为他们的表情、节奏跟上海或者别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我一定坚持启用北京演员，首先北京人看了，感觉这就跟我的邻居一样。还有里面的演员，黄尧是广东人，我就把她设计是来自广东，她有自己的节奏。王宏伟是河南人，那就是河南口音。我把所有演员的籍贯和他的角色节奏连起来。这是我一贯的风格。
张律：这样的叙事方式，一下子很难吸引多数人，但是也是性格吧，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下子热情洋溢，和所有人成为朋友。还有就是人其实是慢慢了解，但也不一定就全部了解。对于普通生活中的这一情感，我还是想尽量诚实地去面对。当然票房好我也高兴，但一到现场我就全忘了。对，或者说也是交流、对话，但是我保留自己的诚实。
当然有时候只要不是伤筋动骨，也会。人生活有时候也要委屈一下，退一步后还在那里，也可以给自己反省的机会，也许有些激进的东西不一定真正是自己想要的。
张律：我离开又回来，对一些事物会有一些比较。但是当你再沉静下来，和你过去的老朋友一起相处聊天，发现也有不变的东西。我觉得人飞速前进和变化，反而是不变的东西是珍贵的，不能遗忘的。对自己的记忆，不仅诚实，还需要坚持。
这个片子稍微容易一点，是因为谷文通这个人物，本来就是个落伍的人，不是与时俱进的人。他的很多记忆几乎停留在童年时代，就是70年代中后期他父亲出事的时间左右，以及8、90年代初的青春时期，他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巨变见证的一代，但是因为父亲缺失，在这个节奏里稍微会慢一点。父亲出事后离开北京，中国巨变的时候没在北京，但是因为亲人心始终是在这里。所以父子二人对北京的时间空间情感记忆的东西，是有点停滞或者很缓慢的。
张律：拍北京的时候，我自己稍微有些警惕的地方是，不要拍成概念化的北京，因为大家对北京可能也会有一个概念化的始终不变的形象展示。从某种意义上，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也是比较刻板的，当然也不是不对。所以我在拍摄的区域变化里做了选择。男主人公5岁爸爸走后，跟着妈妈一直在西城区白塔寺边上生活。从某种意义上，北京在变，这个区域虽然也在变，但变化非常小，白塔寺周边基本还是那样。她姐姐则住在望京那边，从窗户可以看到soho大厦。所以姐姐姐夫还是与时俱进是进取的一类人。但是谷文通却停滞了，有时甚至倒退，就像影片中他在街上倒退着走路。保持自己节奏的人，有时候就是跟时代有点脱节。
张律：我这么认真工作的人！内心的节奏可能差不多，但是保持自己节奏一定会有跟时代不一样的东西，有距离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你的敏感，因为比别人慢所以敏感保持的时间也比较长。从人物和我自己对北京的观察，我希望寻找生活在北京的人的情感状态，还有北京变与不变的地方。
张律：有一种倾向就是，拍摄出的北京总是一成不变的样子，而且那样的拍摄经常很美，但比较景观化。实际上是各种状态都有的，所以我也会出现一点望京的景色。虽然很少，但北京人看到会明白。因为有时候我们拍摄了太多北京的现代化，会让人迷失。给一个很小的切口去看的时候，发现北京并不完全是表面上看到的现代化。我选择的Soho建筑是椭圆形的，要知道北京建筑基本都是方正的。白塔寺是元朝建立的，属于外来文化造就的浑圆，当然这一性质也跟当时的宗教有关系。现代化后的SOHO也是一个和方正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选择了这一建筑。他们都是属于自己时代的变化。但影片中如果景观太复杂也会有问题，我还是更关注人的情感。
张律：的确，如果你仔细去看，有担当的男人不太多，全世界都一样，反而是女性在坚持。
张律：同学会唱歌其实什么都会唱，主要是看歌曲对应哪个年龄段的记忆。包括唱革命歌曲，也不一定是对应内容，而是那个时代的情绪。将一首歌曲单独拧出来，如果不是作词作曲者本人，而是一首早已存在于世的歌曲，各个年龄层对歌曲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北京欢迎你》是中国自信心爆棚时候的一首歌，那时候是昂扬的。等到老同学聚会的时候，情绪已经变化，而且同学会上唱给远在巴黎三十年未回国的同学老穆，情感又不一样。这些同学中有的做房地产或者别的什么，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内心柔软的地方也没有变。
张律：《秋柳》的词曲有人说是李叔同的，也有种说法是李叔同弟子创作的，但我有点相信来自李叔同，是因为它的整个情绪。比如说他还有一首歌曲《送别》，“长亭外古道边”，情绪也完全不是孩子们的，但是那首歌最感动的是童声合唱。这些孩子们不谙世事，不一定知道里面歌词的意思，但是生活、未来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成人的悲伤歌曲，用童声来唱更有情绪 。
张律：是的，那本诗集叫做《给孩子的诗》，北岛编写的，非常好，但其实里面的诗歌大多数是不适合孩子们的。为什么我们一定只能选择适合孩子的诗歌，放到给孩子的诗书和教科书里？
张律：其实不用那么有名，普通诗人那时也还是受尊重的，现在说诗人就是神经病。父亲辛柏青对孩子的所有教育，都是和他自己的记忆有关系的， 都还停留在那个年代。特别是他想当诗人但没有成功，但是诗人的敏感和节奏还是在的。成功的诗人很少给孩子读诗……从某种意义上，失败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所以影片中也通过辛柏青姐姐之口讽刺说“你爸爸写的诗别人不是记不住嘛”。
张律：但是不是隐喻也不一定。抛开艺术抛开电影，普通人看到白塔，不一定是创作，但是白塔在他的记忆里，和以后再看到某个椭圆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会产生链接的。
张律：那种固定的先入为主的影像想法我是排除的，所以我拍片的时候，勘景我的摄影师和剧组从来不会去的，在韩国的话，就带着我的制片和学生，转一转自己用手机拍摄下来，回家整理出大概的顺序，再到现场。如果摄影师想要给我一个对标的东西，我完全不看。都是以最新鲜的状态，甚至在现场具体的位置，用眼睛去感受。所以每拍一场戏前，谁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没有分镜。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一种很冒险的方式。清场后我自己在那里呆上十分钟，思考接下来要做的机位、运镜和灯光等。然后录音、执行导演等进来我给大家交代，然后出去，才是演员进来和我一起走位，做细微的调整，最后拍摄。不一定，因为之前不知道你今天要怎么拍，电影工作者其实不是用脑子，而用身体工作的，其实就像工地干活的，我是工头而已，每个人的工作顺序，其实不是用脑子，身体舒服就没有问题。
张律：她有自己很活泼很天真的一面，但是看她的时候又很怪，总有点别的内容在里面，剧中的人物也是这样的人，她们很吻合。
张律：其实这个我没有什么好回应的。在韩国大家说他是韩国的侯麦、韩国的伍迪·艾伦，我说完全不是。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娱乐化。你真正去对比两位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应该考虑里面他选择的人物是怎样的人物，他的电影语言，他的运镜、声音的处理……需要这样去做比较。而他们可能觉得讲的都是一男两女，还都有对话什么的。你看侯麦电影一直在不停地说，洪尚秀电影也是不停地说，但是二者其实非常不一样，这就是一个说法。
张律：也许是最简单的一部，这很难说的。
张律：就是第14部作品，仅此而已。
